- 文 鄭一青 天下雜誌181期
清晨起床，睡眼惺忪，看看昨晚忘了收的殘羹，倒在垃圾桶；匆匆出門，在車上吃早餐，剩下的牛奶瓶和塑膠袋，看了礙眼，趕緊搖下車窗設法丟出去；到了辦公室，撕一張紙巾擦擦手，拿起一個紙杯倒杯水，開始一天的工作。心中盤算著下班後該去買一台新的電視，氣著才買二年的電視，壞了要修不如再買一台，順便添購今年的春裝，滿衣櫃的都褪流行了。晚上提著大包小包的垃圾去倒，忍不住想著，這些垃圾到哪裡去了？
這是許多台灣人典型的一天生活。就是這樣的生活方式，台灣人每天製造了二萬三千噸垃圾，如果再包含事業廢棄物，台灣每年製造垃圾近二千一百萬噸。這些垃圾如果平鋪在台灣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差不多可以累積一．七公尺的高度，恰恰好把二千一百萬人都淹沒在垃圾當中。
分隔著三重市和台北市的淡水河畔，滿天白鷺鷥飛舞在河邊二、三層樓高的垃圾堆上：垃圾因無處可去，而以河岸為家；白鷺鷥因食無魚，而追逐垃圾食物。這景像與河對岸象徵台灣經濟奇蹟和現代化的新光摩天大樓，形成強烈對比。
桃園縣觀音鄉垃圾掩埋場前，幾名釣客視若無睹地對著滿坑滿谷垃圾垂釣。競選總統時，陳履安十八天行腳走到這裡，「環境破壞成那樣子，看了真是要流眼淚，」即使選後，陳履安仍無法忘懷。
桃園工業區外，由藍、黃、黑不同顏色廢水所構成的三色河，靜靜地流著。在河邊站立不到二分鐘，就感覺到頭暈和喉嚨刺痛，標示著工業區污水處理廠放流口的牌子，在正午陽光的映照下，顯得格外刺眼。
老農夫許登讓站在大園鄉許厝港二號橋上，一條充滿各色廢料的五彩河流在他的農田邊。「腳不小心放進去河裡，都會起泡發炎，」歲月的滄桑在他臉上刻下深深痕跡，「用這些水灌溉，種什麼都種不活，政府如果能徵收就好了。」他一輩子在土地上討飯吃，現在最大的心願是放棄土地。
垃圾長了輪子
垃圾不斷增加，但卻沒有為快速增加的垃圾尋找出路，是台灣環境快速破壞的關鍵。
全台灣第二大縣的桃園，七個工業區，九千多家工廠，每天產生三千二百噸的家庭垃圾和事業廢棄物，但目前只有能力處理一百三十噸的家庭垃圾和三十五噸有害事業廢棄物，只佔全部廢棄物的五％，其餘九五％無處可去。在垃圾無處可去的情況下，桃園縣獨創了「垃圾轉運」處理方式。
「垃圾轉運」就是由合格的廢棄物清除處理業者，尋找民間垃圾場，代為儲放垃圾，但是最後垃圾被運到哪裡則沒有人知道。「政府都找不到掩埋場，民間怎麼會有地方可以倒？」觀音文化工作陣潘忠政老師搖頭。
環保聯盟桃園分會理事楊永裕則表示：「桃園人說，『垃圾轉運』就是垃圾長了輪子到處跑。」不僅沒有追蹤管理最終處置場所，桃園縣更在八十三年編列了一億八千萬元給各鄉鎮做為垃圾轉運費。「這是眼不見為淨的鴕鳥做法，」一位企業界人士批評。
於是桃園縣沿海鄉鎮、新竹縣，甚至宜蘭縣，都可見到桃園縣的垃圾四處流竄，形成各處嚴重污染。
觀音鄉保障村、大潭村一帶，盜採砂石所形成高達十五層樓高的「大峽谷」，也曾驚動縣市首長及數位立委、監委前往關切。「這麼多官員來了，又走了，但是問題始終沒有解決，」潘忠政非常不滿。
而桃園不是特例，只是台灣垃圾問題的縮影。
從南到北，從大漢溪到高屏溪，從山谷到沿海，重複上演著相同劇碼。盜採砂石後留下的大坑洞，由垃圾回填，一旦惡臭被發現，就再回填工程廢土，其中層層暴利肥了業者(見一四九頁)，只留下觸目驚心的垃圾大地。
不是沒有法，也不是沒有罰，但假如垃圾的去處沒能解決，再嚴格的法律都沒用。宜蘭一位木材行老闆亂丟棄事業廢棄物被開了罰單，他不滿地表示：「不告訴我要去哪裡倒，也不告訴我如何回收，光罰我有什麼用？」就是這些無處可去的垃圾、廢棄物，污染了河川、污染了海洋，成為全台灣人的夢魘。
台灣垃圾淹腳目
中央政府放任垃圾危機深化，地方政府帶頭製造污染，民眾加強抗爭行動，不斷使台灣垃圾問題走上一個無解的惡性循環中（表一）。
但在四處丟棄的垃圾中，所呈現的不只是沒有能力處理垃圾，更是台灣人不愛惜這片土地，只想把垃圾丟出自己的家。陳履安感觸極深：「這次行腳，一路出去看到的就是髒亂，還不是普通的髒亂。遍地都是垃圾，不只是看到垃圾沒地方倒，而是看到大家的習性，這不只是環境被污染，而是身體、心靈被污染了。」
去年六月，汐止鎮垃圾大戰，街頭堆積近五百噸的垃圾達十數日，在燠熱的天氣下，街頭惡臭難聞。今年年初開始，台灣各地更陸續爆發各種垃圾抗爭：元旦當天，高雄市西青埔垃圾場預定地發生激烈抗爭；台北縣大溪鎮垃圾堆置鎮上數日，成堆無處可去的垃圾與不遠處李登輝總統的鴻禧山莊別墅遙相呼應。
單單過去一年，全台灣因為垃圾而起的抗爭和風波，就佔所有公害糾紛的三分之二。到今年七月，全台灣近六成的垃圾掩埋場都將飽和，垃圾危機更將在台灣全面爆發。
大家一直不願面對的垃圾問題，將要以全面潰決的態勢，逼著所有台灣人一起正視、一起解決。
台灣垃圾成長的幅度極為驚人，從民國七十年每人每年二三○公斤，一躍成為八十三年每人每年製造四○九公斤垃圾。相對於快速成長的垃圾量，處理垃圾能力卻跟不上腳步，垃圾被妥善處理的比率仍偏低（表二）。
環保署廢棄物管理處處長陳永仁分析原因，認為過去在都市規劃時，並沒有預留垃圾場，造成垃圾場用地取得困難。他也承認過去垃圾問題處理不好，所形成對政府的信心危機，造成民眾對垃圾場和焚化爐動輒抗爭。
過去垃圾處理是由鄉鎮層級來處理，但地方普遍缺乏處理垃圾的能力，使得長期以來，垃圾場惡臭難聞、廢水外溢，常常造成二次公害。因此，所有人都不願垃圾場或焚化爐建在自家旁。許多地方首長為避免引起民眾抗議，乾脆選擇公有河川地當做堆置垃圾的地方。如此「掩耳盜鈴」的拋棄垃圾，使台灣產生無數沿著河岸堆置的垃圾場。
陳永仁表示，未來會優先解決在河邊設置垃圾場的問題，但對於全台灣已經存在多達四十八處龐大的河邊「垃圾集中營」，「目前沒有能力解決，光是應付新的垃圾都應付不完，如何能管到過去的垃圾？」陳永仁估計，這些河邊垃圾最少要花幾百億台幣才能清除。「倒垃圾很容易，可是清除的代價非常龐大，」他表示。
這是一個警惕，但時間並不允許我們光說不練的「警惕」下去。垃圾正一步步吞蝕掉台灣所有的自然環境，污染河川、土地、海洋，快速地威脅著台灣人的健康和生存的空間。
回歸自然的循環
台灣必須脫離垃圾的惡性循環，而要解決垃圾問題，許多人一致指出最好的方式是回歸自然的循環。
在物質匱乏的農業時代，老一代的人幾乎不會浪費什麼。許多東西都是重複使用，不會製造什麼垃圾。但台灣近幾十年來，在工業社會大量製造、大量消費的習慣下，使自然的循環系統出現了斷裂。
綠色消費者基金會祕書長方儉表示，物質的生命週期是從生產、消費到分解的過程，如果某一邊過於肥大，整個系統會崩解掉，應該「塵歸塵，土歸土，才能達到生態的平衡。」
因此，新港文教基金會董事長陳錦煌醫師認為，要真正解決垃圾危機，必須從每個人的生活習慣和價值觀改變，「思考如何恢復過去簡樸、清貧的生活方式，」。
解決垃圾危機，在個人是減少製造垃圾，回到政策面，則該是資源回收。
根據研究，事業廢棄物中一半是可以回收再利用，而家庭垃圾中的有價資源（紙、金屬、塑膠、玻璃等）就佔了六○％，可再利用的廚餘垃圾也佔了二三．五％。但目前台灣回收資源的比例卻非常低，不超過垃圾總量的三％。
但為了解決燃眉之急，目前環保署垃圾清運的基本政策和目標，完全是以興建焚化爐做為解決垃圾問題的唯一途徑。
一把火燒個乾淨？
但垃圾問題燒得掉嗎？
垃圾只是由固態垃圾轉化成氣態。根據研究，經營完善的焚化爐也會釋出二十五種以上的少量金屬和酸性氣體。而燒剩下十分之一左右的有毒爐灰，也面臨再處理的問題。台灣由於垃圾分類做得不好，大量會產生戴奧辛的垃圾，更進入了焚化爐內燃燒。
由於二次公害的問題，使得焚化爐的興建遭到許多人質疑。現任職美國聯邦公共衛生署的李界木指出，美國有些焚化爐因為操作和排廢氣無法達到法定標準，而被迫停廠，很多地方也遭到民眾抗議，遲遲無法興建焚化爐。因此現在美國許多大都市都已拒絕建造焚化爐，改做垃圾回收工作。
十年前，紐約垃圾回收減量就已達四○％。紐約州政府發現，花在建造焚化爐的費用，竟比花在垃圾回收的經費多出三十九倍，但效果並沒有比做回收更理想。
而美國環保署更規定，任何社區要建造焚化爐時，首先要達到二五％的垃圾回收率才准興建，有些州更需達到三○％。
現在，世界各國皆以減量、多元處理方式面對垃圾挑戰（見一五○頁），所以，焚化只是解決垃圾問題的方法之一，不該也不能是解決垃圾問題的唯一出路。但在台灣由於過去不好好面對，將垃圾隨便丟棄，現在要來解決，也只想到如何趕快把垃圾燒掉，這種「眼不見為淨」的垃圾處理心態，只會再一次將垃圾危機深化。
以一座日處理量九百噸的焚化廠為例，建造費用高達四十億台幣，每年的營運費用也幾乎是建造費用的一半，而一般焚化廠的壽命約為二、三十年，因此，如果一個縣級地方政府決定興建焚化爐，就幾乎吃掉當地所有清除垃圾的預算，而未來仍得不斷尋找新的焚化爐興建地點。環境品質基金會祕書長劉銘龍批評，迷信用大型環保工程來解決垃圾管理問題，其結果只是深化垃圾沉痾，將問題不負責地丟給下一代。
因為不了解地方生態，遭遇到空前阻力。目前環保署均是以設置中、大型垃圾焚化廠為原則，因此就會發生全縣垃圾集中在一個鄉鎮來燒的情況。
環保署的考量則是，焚化爐必須達到一定的規模，興建的單位成本比較低，同時才能利用焚化的熱能。但是這種垃圾集中處理的方式，卻容易造成運輸上的二次污染，以及當地民眾對垃圾處理設施的抗爭。
以桃園沿海六鄉鎮為例，「觀音鄉的人說，如果要在觀音鄉蓋焚化爐，要用生命來對抗，」桃園縣立委邱垂貞表示，一鄉一個還比較能說得過去。
台南縣長陳唐山表示，希望能興建小型焚化爐，較容易取得民眾的同意。「現在政策是蓋大的，錢也只補助大的，」他無奈地說。
近日環保署也已決定，未來將改以小型焚化爐為主。
垃圾的起源是人心
解決垃圾問題不能只靠焚化爐，必須回到垃圾的起源，改變生產和消費的方法，更要改變政策的設計。
同時，在人心上也要做徹底反省。致力提倡心靈環保的聖嚴法師說：「我們每天都將許多珍貴的自然資源，蹧蹋成為破壞環境衛生的垃圾。」垃圾問題的背後，其實反映的是人心的問題。
民國七十六年，汪其楣的舞台劇「人間孤兒」曾經有這樣一幕：
拾荒者和大學生們通力合作，報紙、塑膠袋、寶特瓶、紙箱、易開罐、破布、棉絮、衣物、玩具、免洗餐具、家具、鞋子、車胎等等一一歸位。他們迅速而有意地把舞台上的垃圾，收得如田埂般阡陌縱橫。
垃圾已是生活的一部份，通力合作、潔淨家園，或許是把台灣從垃圾搶救出來的第一步。否則台灣很快就將被垃圾淹沒。
一分地賺幾手錢？
沒有對自然的尊重，失去對土地的愛，台灣的土地成為一些人眼中牟取暴利的工具。目前在台灣各地普遍出現挖砂石、倒垃圾、填廢土「一魚三吃」的不法情事。
第一手賺的是賣砂石的錢；只要是有砂石的地方，河邊、海邊，都被嚴重盜採。
第二手賺的是倒垃圾的錢；運砂石的回頭車，從各地載回垃圾回填。
第三手賺的是倒廢土的錢；被發現垃圾惡臭的大坑洞，在引發抗爭後，在垃圾上鋪上工程廢土，又賺一筆。
桃園縣委託民間業者清除垃圾，平均一噸清除費用一千二百元，每天委託代處理的垃圾高達七百噸至八百噸，全縣每日「轉運費「就近百萬元，每年支付三、四億的垃圾轉運費。
而業者任意倒垃圾的費用則非常低。彰化縣竹塘鄉農民王英賢就表示，濁水溪一帶回填垃圾所形成數十公頃的「垃圾墳場」，通常地主向傾倒垃圾的砂石車僅收取一車五百元的代價。所以業者若固定承包非法垃圾轉運，一年賺進的「垃圾錢」是以億計。
桃園觀音鄉保障村、大潭村一帶，十五層樓高的「大峽谷」，從挖砂石到回填垃圾、廢土，當地人估計不法砂石業者、地主可以賺進四、五億。「在一分地上亂搞，就可以買下附近二十幾公頃的土地，」一位熟悉當地垃圾清運內幕的政治人物透露。
「這些民間清除業，背後不乏黑道勢力、當地政府官員和民意代表，」桃園縣立委邱垂貞表示。一位環保署官員更明白指出，某些清除業者背後有中央民意代表在撐腰。
因此每逢垃圾招標，總是黑影幢幢。而觀音鄉居民在抗議垃圾亂倒的抗爭後，也有許多居民遭到黑道放話威脅。
錢，這些人賺走了，但是盜採砂石、回填垃圾所造成的橋墩裸露整治費用，以及地下水和河川的嚴重污染，誰來承擔呢？
別人的垃圾怎麼清？
大量生產、過度消費的生活型態，使全世界每個城市、每個國家都面臨相同的垃圾問題。而如何妥善地處理垃圾問題，變成考驗政府管理效能的重要指標。
世界資源研究所的研究指出，目前世界各大都會處理垃圾問題，都朝「依量隨袋徵收處理費」的方式抑制垃圾的成長。以韓國為例，韓國自去年一月採垃圾袋依量徵垃圾處理費，使丟垃圾的成本提高許多，多數家庭因此自動減少製造垃圾，全國垃圾量遽降三三％。
為了減少垃圾量，除了改變垃圾收費的方式，在其他政策上也必須有全面而多元的方式，來促成資源回收、抑制垃圾的成長。
以廚餘而言，在歐美地下水道普及的國家，是由廚房的鐵胃打入地下水道，再經過污水處理。在日本，有五％的廚餘回收做成堆肥。但在台灣，含水量甚高的廚餘則幾乎全數進入垃圾場，不僅造成垃圾掩埋場惡臭，也成為污染地下水的禍首。
加拿大從一九八九年開始做資源回收，預計到公元二千年時，將垃圾減量五○％。主婦聯盟會員、旅居加拿大的黃利利表示，在加拿大，垃圾袋大小有一定的規格，一個星期只能丟兩袋垃圾，第三袋垃圾開始要自買垃圾袋，每個袋子約要收相當四十元台幣的費用。而在德國，更積極的「以價制量」，商店中不免費供應塑膠袋，買一個塑膠袋約要相當台幣九元的價錢。
以美國各州為例，為了達到垃圾減量，除了明確地設定至少三○％的回收目標外，所採用的政策手段還包括：投資回收設備免稅、購買特定再生製品免營業稅、州政府採購固定比例的再生製品、新聞出版業逐年提高使用再生紙的比例、禁止使用不可再生的塑膠袋等。
各國的經驗告訴我們，減量而多元的垃圾處理方式，是解決垃圾問題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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